说实话，外科临床医生很忙。我们当然知道与病人的交谈至关重要，但我们做得不多、做得不够，不够深入、不够细致。
上世纪80年代，我在挪威的肿瘤病房管过一个小女孩。她只有12岁，却罹患卵巢胚胎癌，恶性程度很高。手术和化疗都做了，效果不太好。有一次查房，我和她聊天。她似乎知道自己来日无多，却并没有多少伤感。她说：“我在想，我要死了，妈妈会非常难过，怎么办呢？”又说：“我若不在了，谁来跟弟弟一起玩呢？他一定很孤独、很无趣。”我感动了，几乎要流泪—— 一个小女孩面临死亡，全然忘却了自己，想的是亲人的感受，并为此感到愧疚。孩子太懂事了，当然这其中还有医学社会工作者（Medical-sociologic Workers）的辛苦。
在这家医院有一组医学社会工作者。他们是精通心理学、伦理学、社会学的医学专家，专门从事病人的心理疏导、纠结松解、抑郁释放，还要配合临床做医学社会学研究。
我们有一次开了这样的学术讨论会，议题就是子宫颈癌最好的治疗选择。医学社会工作者做了中心发言，有根有据地提出了手术治疗与放化疗对性功能的影响，虽然放射治疗适应于任何期别的宫颈癌，但早期宫颈癌应首选手术治疗。临床医师都认为医学社会工作者的调查、分析和讨论是有益的、可行的。这是整合学科、贯通知识与技术、提高人文理念、实行人性化医疗的典型例子。
医学社会工作者的身影在病房、门诊到处可见，他们的工作成效也是随时可以体现出来的。查房时见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虽然刚做完手术，但精神状态非常好，和医生配合得十分默契。对话常常是这样的：
医生：“您今天怎么样？”
病人：“很好呀！”
医生：“明天出院可以吗？”
病人：“好哇。”
而我们有些病人，却总是有着无穷的忧虑、不尽的痛楚、诸多的诉说……也许，我们不能仅仅靠打针、吃药和手术去解决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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