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敏:每一次劝捐,都是一种历练

    |     2013年8月24日   |   医学动态   |     0 条评论   |    2992

对话背景:在中国,每年有150多万人急需器官移植,而器官供需比仅为1150。这意味着每年都有大量的病患,只能在无谓的等待中失去生的希望。2010年3月,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,器官捐献协调员也随之产生。他们在生与死之间、希望与绝望之间架起一座座桥梁。作为全国第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,也是目前国内协调成功案例最多的一位协调员,高敏深知协调的意义,因为“或许只是一念之间,生命就得以延续或终止”。

高敏:每一次劝捐,都是一种历练

“我热爱我的工作,因为能够帮助别人”

记者: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8年来,您已成功协调了603例眼角膜捐献、122例遗体捐献。有人说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,劝那些痛失亲人的家属同意捐献亲人的遗体,怎么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从事这样的工作?

高敏:1997年我在深圳打工时,看到一辆献血车上写着“A型、B型、O型血告急”几个大字,心里一动。那时候,献血的人并不多,我上车献了一次血。可能就是这次献血,改变了我的一生。其实我的性格很内向,而献血志愿者需要向陌生人介绍献血知识,甚至打开别人的心门。我试着改变自己,不仅当上了献血志愿者,还在2005年成为深圳市第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。

我热爱我的工作,因为能够帮助别人。2005年8月,当时我在深圳市红十字会接到一个求助电话。对方来自湖北天门,她在电话里哭着告诉我,她女儿18岁了,不仅学习好,而且能歌善舞。不幸的是,几天前她女儿被摩托车撞成了颅脑重伤。她想把女儿的器官捐出来救人,好让女儿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。放下电话后,我被深深地震撼了,很长时间都不能平静。此前,我主要是做献血志愿服务,但这个电话让我发现,器官捐献非常神奇和不可思议,每一次捐献背后都有感人的故事。

后来,我找到同济大学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陈忠华教授,一起协助这位大姐完成了她的心愿。她女儿的肝脏和两个肾脏挽救了3个生命垂危的男孩,眼角膜使4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。我们一开始都没有想到,一个女孩的捐献能挽救那么多人。

记者:我国器官捐献工作自2010年试点至今真正实现捐献的例数并不多。您这么多年与捐献者打交道,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。您觉得实现器官捐献最大的阻碍是什么?

高敏:别说器官捐献,就是无偿献血,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。去年6月,一位在深圳工作多年的清洁工遭遇了不幸。他生前再三强调,死后器官捐献。此前他一直遭受哮喘的折磨,希望死后医生能从他身上发现一点原因,帮别人减轻痛苦。他的家人基本都同意了,唯独家里的大学生、他的小儿子总是不能接受,最终导致捐献没能成功。

目前来看,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进展缓慢,除受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”和“入土为安”的传统观念影响外,与器官捐献的繁琐程序以及相关部门不配合也有关系。我工作中遇到的阻碍有一部分是因为医院不配合。

去年,22岁的湖南女孩小荷在深圳打工时发现脑瘤复发,生命垂危。女孩的父母提出捐献孩子的器官,但所在医院的领导却拒绝提供手术室,非让我们转院。对器官捐献而言,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是心脏3~4分钟、肝脏5~8分钟、肾脏30分钟、骨和眼角膜24小时。后来在转院途中,女孩的心脏支持不住了,机会就这么白白流失了,另外3个等待器官的生命再次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束,这样的事情总是让我们心怀悲愤却又束手无策。

“我失去过亲人,不想让别人受那种痛”

记者:中国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将由志愿者逐步向专业协调员转变,协调员要由国家统一考核,需要专业医学背景。您觉得新的制度实行后您能得到相应的身份认同吗?

高敏:我们之前的器官捐献协调工作都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没人给我指导,我自己不断总结经验。其实捐献者是最重要的,我们所有人都只是协调。如果捐献者不同意,一切都是徒劳。器官捐献协调员当然需要培训,但培训只是帮助他们在专业知识方面做到位,人情世故还要靠人生历练。另外,仅有医学专业知识还不够,与捐献者家属的心理沟通也是必不可少的。

国外开展这一工作已经几十年了,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。比如新加坡的公民一出生就是自然的遗体器官捐献者,满18岁以后再根据宗教信仰确定是否进行遗体捐献。如果遇到疾病,他们将无偿享受别人捐献的器官。而美国在驾驶考试中就有这么一项,遇到交通事故时是否同意器官捐献。如果你在这一栏上画了勾,驾照下来时就会附上一张器官捐献卡。遇到紧急情况,人们会根据驾照资料帮助当事人完成捐献遗体的心愿。当然,我们还要根据自己的国情,按照我们民族文化的特点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。生命本应该高于一切,但在我们国家,一些人的闲言碎语就能让这件事情变味,真正想捐献器官的人反倒失去了决定权。要改变这种现状,不是专业知识培训就能做到的。

我在2011年8月完成了一例未成年人捐献母亲器官的事情。虽然操作起来很复杂,但孩子比较懂事,亲人也很理性。孩子的母亲脑出血生命垂危,他的舅舅3天不眠不休征得了孩子的同意,用他母亲的器官挽救了11个人。现在,这个孩子虽然没有了母亲,但仍有很多人在关心他、帮助他。所以对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说,各种知识很重要,更重要的是一颗愿意去帮助别人的心。

记者: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的协调人,你们可能会四处碰壁,遭遇不理解、不配合,甚至白眼和驱赶。在如此艰难的过程中,是什么支持您一直做了这么多年?

高敏:去年的全国器官捐献总结会上有一组数字:从2005年到2012年年初,7年时间我们仅有207例器官捐献。而从去年3月23日到11月23日,我们就完成了500例左右的器官捐献。我们用半年的时间获得了7年的成绩,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并关注器官捐献。我在深圳遇到的器官捐献者常常都是外地来的打工者。他们想得很简单:“我失去过亲人,不想让别人受那种痛。”我们协调员的一个重要使命,就是告诉人们在生命遭遇不幸时要想到他人的生命。

而我最大的希望,就是各级行政部门能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,为推动器官捐献工作助一臂之力,简化这项工作的程序,让捐献者多些方便,少些遗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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