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医路上,凡事尽力

    |     2013年6月28日   |   医学动态   |     0 条评论   |    1189

 

面对生命的流逝,做医生的心中难免痛楚。但这却和治疗成功的喜悦一样,是我们职业无法回避的一份体验。能让医患双方的遗憾与伤痛降到最低限的,可能正是医生用全部身心所诠释的那一句“我们已经尽力了”。

几年前的一个秋夜。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过后,急诊抢救室推进来一位呼吸、心跳骤停的老太太。心外按压、电除颤、气管插管……抢救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,病人却没有恢复的迹象。她脆弱的心电信号徘徊于细颤与完全静止之间。闻讯而来的急诊三线医生已理智地脱了手套,拍拍我的肩膀说:“估计没什么戏了。心脏基础病多,药物反应又差……出去跟家属交代病情吧。”

我应承着把手里的器械交给其他人,心里却总有些不甘。刚才我反反复复进出告病危、签知情,已经跟这家人接触了几次。门外只有一老一少两位男家属。老伴可能一下子受打击太大,虽还勉强支撑着,但已明显对我说的话作不出回应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位年轻人。我对他说:“你是病人儿子吗?请在这签字!”他看了我一眼,说:“我是女婿。”

再次跟他说话时,我已经改变了例行公事的态度。也许是他那满头大汗、双眼泛红的样子感染了我,也许是他那句“爸,小娜没在您就听我的”触动了我,总之一瞬间,我突然想到我那远在香港进修的爱人和他的父母,想到是不是每个年轻人都能在危急时刻担起家庭的责任,让离家的人可以安心而无憾。最终我还是要出去交代一次病情,但心中的不忍让我在最后话锋一转,建议他换一种药做最后一搏。结果,当天晚上奇迹发生了,病人的自主心跳终于恢复了!

应该说,那之后的几个小时的确让人看到过一丝希望。但短暂的平静过后,是更彻底的束手无策。尽管监护仪所显示的数字尚可接受,但病人床旁那一串调至极量的注射药物,已基本上宣告了死亡的不可逆转。说实话,那一刻我竟然有些后悔。不是遗憾在治疗上有什么未尽之责或过失之举,而是感慨早知如此,倒不如早点结束战斗,不给这家人不切实际的奢望。还是三线医生说得对,充分交代病情是抢救的重中之重,宁肯说得重些让家属做好思想准备,也好过现在亲手制造个梦幻泡泡给他们,然后又亲手将它戳破。

我心情沉重地再次推开抢救室的大门,不得不把我们对病情的预期尽量客观地告诉家属。一串相对专业的词汇过后,我告诉他们老太太现在就像是灯油耗尽的过程,如果心跳再次突然下降,就没有可能再救过来了。

说罢,我小心地观察家属的神色,却并没有迎来预期中的情绪反弹。那位年轻人深吸了口气,看向我的目光伤感而真诚:“大夫,您说的我们都明白。从您第一次跟我们谈话,我就感觉这次是真的不行了。就是我爱人在上海出差,一直怕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……”说着,他突然掏出了手机,脸色也明亮了一些,“不过幸亏您这么尽心尽力,她刚打电话说她已经到门口了。还来得及!谢谢您!”话音未落,一个身影像旋风一般冲到我们面前,上气不接下气地问:“我妈在哪?”

那一夜,抢救室破例允许家属陪在了病人床旁,直到最后一次抢救来临;那一夜,女人压抑的低泣和男人低声的劝慰,让身经百战的护士们有些动容;那一夜,这家人居然在办完一应手续后再次回到抢救室,一起朝我深鞠一躬。

那之后,有些问题会时常窜入我的脑海。比如在治疗有效尚被认为是“天经地义”的今天,一次失败的抢救过后,家属为何要谢你?又比如,在几乎以不出医疗纠纷为一切要务的今天,拿所有病人当“假想敌”、力求凡事做得“天衣无缝”,是否真能保护自己?如果不能感受到你的用心与努力,谁又会真心感激?

行医路上,凡事尽力,不惧生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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